无责任之恶

参与四起案件、共造成七人死亡的“魔女”劳荣枝，在近日受审时表现反复：她一度当庭认罪，“我承认我有罪，我真心认罪、悔罪”；然而仅仅时隔一天，她却又完全翻供，拒不认罪，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，她愿意对受害者家属道歉，但否认合谋，坚称自己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是受主犯法子英胁迫。她甚至一度在庭上哭得梨花带雨，说自己20年来的生活“暗无天日”。

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她这番表现？从网上的报道和评论看，人们似乎普遍将之视为拒不悔改的顽抗，又或是争取减刑的演戏，但这仍无法回答一个疑问：应当如何理解她行为背后的心理？

当然，很多人或许觉得没必要理解、也无法理解这样变态的人，但要真这样，那整个犯罪心理学都无法存在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不能厘清这一点，那么根据当下“疑罪从无”的原则，找不到确凿的证据链证实她故意杀人，那就很难判处她死刑。

劳荣枝毫无疑问犯下了大罪，但她又强调自己是受害者，是法子英性侵和赚钱的工具，自己那时年轻涉世未深，被他诱骗，又怕他报复自己和家人，才受其胁迫，一点点越陷越深。在这样的辩词之下，她俨然从“杀人魔头”摇身一变成了“无知少女”，究竟哪一个才是她的真实面目？

答案或许是：这两者都是，更确切地说，她是这两者之和。

或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在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前，劳荣枝曾被周围人普遍视为说话温柔、待人随和、漂亮出众、品学兼优，当时她还是个小学教师，和法子英这样的小混混的几乎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。

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怎么能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？一个最合理的推测可能是：她是一个缺乏自我的人。

换言之，她当初的品学兼优可能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，“温柔”与“随和”的另一面或许正是她缺乏独立性，很少坚持己见，也正因为这种个性，使她很容易被法子英这样有着极强自我（ego）的人格所吸引。

《笑傲江湖》中有一段讲到令狐冲和恒山弟子一起从福州驰援龙泉，当时他还不是掌门，只不过和她们同行而已：

奔出十余里，只见一片草地上有数十匹马放牧，看守的是六七名兵卒，当是军营中的官马。令狐冲道：“去把马抢过来！”于嫂忙道：“这是军马，只怕不妥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救人要紧，皇帝的御马也抢了，管他甚么妥不妥。”仪清道：“得罪了官府，只怕……”令狐冲大声道：“救师父要紧，还是守王法要紧？去他奶奶的官府不官府！我吴将军就是官府。将军要马，小兵敢不奉号令吗？”仪和道：“正是。”令狐冲叫道：“把这些兵卒点倒了，拉了马走。”仪清道：“拉十二匹就够了。”令狐冲叫道：“尽数拉了来！”

他呼号喝令，自有一番威严。自从定静师太逝世后，恒山派弟子凄凄惶惶，六神无主，听令狐冲这么一喝，众人便拍马冲前，随手点倒几名牧马的兵卒，将几十匹马都拉了过来。

在这里，于嫂、仪清都有异议，在后面令狐冲要恒山弟子去蒙面找财主“化缘”，“几个老成持重的如仪清等人，心下隐隐觉得不妥，暗想恒山派戒律精严，戒偷戒盗，这等化缘，未免犯戒”，但她们都不敢公开制止，甚至当令狐冲断然下令时，原本还犹疑的人立刻就去执行了。

像劳荣枝这样缺乏自己主见的人，恐怕就更没什么能支撑她抗拒法子英这种强悍者的指令了。也许她刚开始确实未必愿意被拖下水，毕竟那和她原先的生活反差巨大，但她却不敢或不愿坚持自己的主张，即便内心有微弱的疑虑，但却半推半就，一步步越陷越深。

劳荣枝能这样顺从地接受法子英的指挥，很可能正是因为她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权威型的：父亲说一不二，小孩子不要有什么主见，照做就是。这压抑了她自我人格的正常发育，使她成为一个看起来对权威即便有疑虑也不敢不从的“温顺”孩子，而在传统家庭中，女孩子又尤其被鼓励导向这样的人格。

当然，权威的指令有时会跟自己的意愿矛盾，这种矛盾足以让孩子发生精神错乱。严重时，这会导致一种“解离”状态，也就是让自己的“精神”与身体分离，再持续下去就是人格解体（“我不再是我”），认为自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，是另一个掌控者手里的工具，执行他的命令。

这种时候，一个人可以犯下任何不可思议的罪行，即便看起来和他平日的表现反差巨大，但他居然就那么做了，因为他已经没有了自我。像这样的人很容易成为多重人格者，仿佛那个正在做事的人不是自己，而在权威的压倒性影响之下，自己又很难做“真正的自己”。

《原生家庭生存指南》一书中在谈到这种幼年受到虐待的人物时曾分析这种“解离”的奇怪心态：

如果现实是无法忍受的，那么逃避现实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成为另一个人。我们常常感到不真实和“不能做我自己”，因为我们不确定自己是谁。矛盾的是，当我们假装成另一个人时，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最真实的。即使我们没有成为职业演员，我们在生活中仍然是个好演员。我们仿佛是在生活中扮演自己，而没有真正感受到自己是谁。我们认得出护照照片或镜子中的自己，知道自己就是出生证明或护照上的名字所指的那个人，但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我们感觉自己只是在假装成那个人。这可以使我们非常擅长模仿，能够很流畅地切换身份，就像小孩子能够轻松地在一个幻想游戏和另一个幻想游戏之间切换。

劳荣枝性格的复杂多面也可以由此解释：很多接触过的人对她印象都不错，她还宣称自己对被害者家人非常同情，如有可能想众筹赔偿，说到自己经常施舍爱心，“在厦门，我经常参与众筹。对于陌生人，众筹都是50元、100元地捐，一些熟悉的同事出事，我都1000元1000元地给”。有人讥讽说：“她还和被害人的尸体过夜，心理素质都不能用绝了来形容。”——这可能是冷血，但也可能是一种人格解体，即她认为那个在被害人尸体旁边过夜的人不是自己。

这样的多重人格下，一个人的“自我”就分裂了：在旁人看来，那个犯罪的人是她，但她却可能否认那是自己。这并不仅仅是厚颜无耻，因为在她自己看来，那个人的确不是“我”，不是自愿犯下的罪恶，也因此是无责任的。这种自欺欺人有时能达到极其惊人的地步，一个人可以在犯下骇人罪恶的同时，仍然坚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。

这里的关键在于：此人长久以来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，甚至可能连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。这样，作为一种心理保护机制，她可能会认为：那些“好事”是自己做的，“坏事”则不是“我”自愿做下的，而是由于种种外部力量强制的结果。就像那些原始部落中的人，在杀死图腾动物的时候，出于恐惧，他们会祈祷说：“杀死你的人不是我，你们死后不要来找我，是棍子杀死了你。”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们转移了罪恶感。

在现代法律的界定中，“共谋”的前提是清晰的自我：一个人对自己做什么事有自主决定权，并由此承担责任。这强调的不仅是客观行为，也意味着权利明确的个体，然而看似奇怪的是，如果一个人自我缺失，他可以在完全丧失自我的情况下，做下最可怕的事，却不认为自己有罪。

如果这仅仅是劳荣枝的问题，那意义并不大，然而，这事实上并不只是一个异类的变态心理，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某种潜意识。这是一种“无责任之恶”：在一个人我边界模糊的社会中，人们由于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权，即便犯下大罪，也拒绝承担责任。

有一个著名的笑话：联合国请各国孩子就其它国家的食物匮乏问题，谈谈自己的看法，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，因为美国孩子不知道什么是“其它国家”，非洲孩子不知道什么是“食物”，欧洲孩子不知道什么是“匮乏”，而东亚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“自己的看法”。

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，“自作主张”本身就是受贬斥的，对于权威的规训，你不必知道为什么，只要照做就是。此时你的自我越弱，反倒越简单舒服：你内在的疑问、反思即便不是危险的，也可能让自己很痛苦，但彻底的认同，却仿佛把自己交给了权威，不再需要承担任何重负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，在经历了那场浩劫之后，却仿佛没事人一样过来了——如果你看看对那个时代的回忆，就会发现一件难以索解的怪事：所有人都说自己是受害者，却极少人忏悔。这不仅仅是常说的“中国不是罪感文化”，也是因为人们缺乏自我，构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。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劳荣枝，而是这片诞生了劳荣枝们的文化土壤。